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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中国需要从追随者向领导者转型，我们必须要改革，变成一个世界的领导者。
现代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但是目前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消费过剩，生产不足，因为生产不足，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贫困化，政府陷入主权债务危机，高福利政策难以为继。与此相对，中国目前经济也面临发展的困境和选择，与美国和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不同，中国经济主要是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中国的生产主要是通过订单，满足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消费需求，现在他们陷入债务危机，订单与需求急剧下降，中国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资本和技术的引入，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与此相对，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成为生产加工终端，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消费打工，它们只生产，不消费。显然在这里生产与消费的自然关系发生了脱离，消费不再拉动本国的生产，而是推动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所以从这一角度讲，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消费推动了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发展。大量跨国公司的迁入，中国政府财税收入达到世界第二。由此导致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衰退和中国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
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选择紧缩还是增长？向右还是向左？依然处于两难的选择中。在长期与媒体的合作与交往中，他们深知媒体需要什么，更深知公众喜欢听什么、期待听什么，明白什么样的表达才会有新闻性、才能引起轰动。
一边批评垄断体制，一边在垄断行业拿高薪。第三，就是邹恒甫所批评的：人格分裂。首先，是在迎合媒体和公众中失去了独立判断和专业精神。可现实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某些专家为了迎合媒体和舆论的偏好，频频发出充满轰动效应却大悖常理的惊人之论，诸如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拥堵是城市繁荣的标志、改革首先是要取消发改委、小康就是拥有两套房、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减少再分配障碍等。
不可否认，这些荒唐的语录中有媒体断章取义和扭曲的成份，但不少确实是从经济学家嘴中说出来的，也反映了他们真实的意思。这样的人格分裂使经济学界成了一个没有了是非的利益场。
正因为经济学是这样的显学，经济学家又扮演着那么重要的角色，那些在公共空间中胡喷的经济学家才格外地为害甚广，毫不客气地说，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这种揣磨和迎合中，便有了那些惊世骇俗的断语。可是，一面对媒体，一站到话筒和镜头前，他们立刻变得亢奋和轻率起来，语不惊人誓不休，不把逻辑推到极致绝不罢休。经济学家的身份不过是一个攀附权贵、有资格混入利益圈、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敲门砖和入场券。
可怕的是，这种趋炎附势已然成为一种风气，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闷声大发财，以致失去了自我反思和净化的能力。一边骂权贵，一边当权贵——一边在银行当独立董事，一边给银行当传声筒。经济社会需要专家学者，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经济学知识、输送经济理性，就经济走向提供见解。进入 曹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学家 。
没有哪个行业和学科，像经济学界这样与权力和资本有着如此深的关联。这个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经济社会中，没有哪个学科比经济学更耀眼，自然，也没有哪种知识精英比经济学家更风光。
骂权贵是树立舆论形象，当权贵可以拿到现实利益。他们不是用独立且专业的判断和理性，去引导社会、给公众启迪，而是通过出镜率、点击率、争议度和话题热度来提升自己的出场费。
这种危害，向来以狂言闻名于经济学界的邹恒甫已经作了犀利的点评。（《广州日报》6月6日）批评异常辛辣和尖锐，当然有不少情绪化的成份，可能还夹杂着经济学圈内的江湖恩怨，但不可否认，邹恒甫的一些判断还是击中了当下经济学界的某些病症和要害。这个本就口无遮拦的经济学狂人，日前在国际权威排行榜中成为全球最强华人经济学家，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指责国内经济学界水平低下、信口开河，不学无术，误国误民，不务正业，点名批评某些经济学家一边骂权贵一边当权贵、当婊子还要立牌坊。有时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舆论奇观，专家随意从网上拿来某个数据，比如，称世界上只有10多个国家没实行免费医疗，据此来批判中国的医疗改革（这其实是一个谬误，全世界只有古巴实行完全免费医疗）。这个时代，敢于和娱乐明星比拼出镜率和出场费的，只有明星经济学家了。某些经济学家的信口开河，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网上看到一个有利于自己立场的数据，立刻不加分辨地引来
农民越是表现出土地被征吃了亏，越是要借土地被征收来要高价，农民就越是可以获取更多利益。为什么？因为过去媒体给我们的印象是，农民都不愿被拆迁，他们在强拆面前没有抵抗力，农民权利受到严重侵犯，我们必须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并一定要限制政府拆迁，要让农民可以获得生存权，等等。
有趣的是，媒体报道却往往只有情绪色彩强烈的道德话语。12007年建广深港高铁和广州市二环，在绿村村征收了约200亩土地，国家就要给村集体和农户以土地补偿。
现在竟然有报道说农民盼望拆迁，这怎么可能？《新京报》报道的现象当然存在，不仅存在，而且普遍，不仅普遍，而且完全合理，因为农民盼拆迁只是一个常识。绿村村或珠三角地区，村民强烈要求将土地补偿款尽快量化到人不奇怪，奇怪的是，土地补偿款的2/3是在全体村民中分配，而土地被征农户仅获得大约1/3的土地补偿款，即按土地承包期和土地预期农业收益所给予的劳力安置费。
《新京报》曾经报道南京郊区农民不愿种田盼拆迁，这则新闻引起很大反响，网上到处转，读者觉得不可思议，不大相信。显然，在土地征收和拆迁过程中，农民是懂得博弈策略的，这种博弈无关道德，虽然博弈过程中有很多道德的话语。因为不用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外出务工经商。按规定，征地补偿款的大约1/3直接支付给被征土地的承包户，剩余征地补偿款的一半用作村发展资金，不能分到村民个人，另外一半可以直接分给村民。
问题是，如果拆迁之后可以住上更好的房子，土地被征收之后，土地补偿款可以让他们不劳动就可以获得超过从事农业生产所得经济收入：比如种10亩田，一年纯收入一万元，而征收10亩田的补偿可以有30万元甚至更多，就是说，未来30年不用种田，每年就可以有1万多元收入。农民越是说土地对自己重要，越是强调土地不能被征收，农民就越是可以在土地征收的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获得更多利益。
一栋三层小楼，拆迁补偿约60万元，花40万元即可以在还建宅基地上建一栋标准质量更高的三层小楼。珠三角关于土地补偿款的口号是分光吃光、身体健康。
这样的征地，农民自然动心。虽然被拆迁农户可能要求更高的补偿价格，但那只是博弈策略，而不是真不愿拆迁。
就一般农民来讲，他们要依靠农业收入来维持家庭生活，他们是最不愿意被拆迁和土地被征收的，因为住房和土地收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国家为什么要规定征地补偿不能全付现金，也不能全部分到个人的原因。按规定不能分给村民个人的土地补偿款，在村民强烈要求下面，大都很快变相分到村民手上。有趣的是，可以分得土地补偿款的村民不只是土地被征收的失地农民，而是全体村民。
而笔者过去调查过的辽宁农村、河南信阳和周口地区农村，往往只是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一次性征地。土地没被征收时盼土地被征收，真要征收，农民一定不会说自己多么盼望土地被征收，而会说土地对自己多么重要，除了农业收入，还有土地感情、土地价值、土地信仰，等等。
按2007年标准，每亩地可以获得13万元征地补偿款。我在全国农村调研，看到了农民为拆迁而与地方政府对抗的例子，更看到了农民希望自己拆迁从而获得现金收入的例子。
绿村村副主任梁深明说，全村共拆迁了10户，他家运气最好，因为除他以外，他叔叔也是拆迁户，且外嫁到邻村的姐姐也刚好被拆迁。没有收入，又没有积蓄，剩下的唯一理由是国家征地搞拆迁才导致目前困境，因此找国家去，找地方政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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